國際航空運輸雙邊體制下由于各國對國際航空運輸市場開放與發展的態度不一致，并且國與國間的貨代關系存在差異，這就造成一國與不同伙伴國達成的雙邊協定、不同國家間的雙邊協定都會存在很大差異。客觀上增加了無論事前還是事后評估單一市場下貿易政策的直接和間接效應的難度。就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文獻看，主要關注兩個主題：單一國際市場以及在此市場條件下的混合寡占競爭。
與現有的分析航空運輸自由化影響效應的經驗文獻相比，從理論上分析雙邊協定下貿易政策和市場貨代競爭行為對各國福利的影響的文獻相對就少得多了，這并不是由于理論分析不重要，更多是由于國際單一市場中，來自雙方兩個國家的需求被視作一個整體需求。因此，在整個需求函數中很難區別和分析每個國家的消費者剩余和社會福利。
從僅有的研究國際航空運輸市場的理論文獻看，有幾篇著重研究了航空公司在國際市場上代碼共享對兩國產生的影響，總體上貨代代碼共享這種商業合作形式雖然沒有提升競爭，但是能夠通過網絡效應增加銷量，降低價格水平，但這些文獻既沒有考慮進入者數量的影響，也沒有區分國別的需求和市場規模。另外一個方向則是根據單一市場的整體需求來研究貿易政策，比如對外開放政策、跨國并購以及進口關稅和國內補貼等政策工具對整體市場績效和社會福利的影響。在整體需求下研究兩個不同國家的貿易政策和市場競爭行為的模型幾乎沒有；但之前的研究并沒有解決在一個整體需求函數下考查貿易政策和市場競爭行為對兩個不同國家的單獨的福利影響問題。
曾經嘗試用服務貿易的流入和流出兩個流向需求的不同價格彈性來分析對兩國福利的影響，但既沒有考慮不同國家的航空公司間的互動競爭對價格的影響，在國別福利分析時也只是用流向來簡單區分不同國家的需求；模型中使用了一個非常苛刻的假設，設定本國旅行者與外國旅行者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說，消費者選擇哪國的航空公司與市場競爭行為無關。因而，使用一個雙邊整體需求函數來研究單一市場下國別的競爭和福利效應一直是國際航空運輸理論研究沒有解決的問題。貨代幸運的是，國際航空運輸市場存在明顯的本國偏好，也就是說，消費者在國際航班上更為偏好于選擇本國的航空公司，研究發現，是否為本國承運人是旅行者購票時要考慮的僅次于價格的因素。
在市場運營實踐中，文化習俗、語言等差異會導致消費者更為傾向于選擇本國承運人。另外，僅從技術上而言，航空公司很容易區分旅客的國籍。因而，這就使得我們可以按照消費者的國籍將單一市場分為兩個細分市場。在此條件下，使得我們可以借鑒雙邊傾銷的寡占模型混合寡占模型和細分國際市場貿易競爭模型來研究可以細分的單一國際服務貿易市場。國有航空公司的存在將改變傳統寡占貿易模型的分析結論。
國有航空公司與私有航空公司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有航空公司承擔了過多的社會責任。一般貨代理論認為，國有企業(航空公司）由政府出資成立或者控制股權，因而其目標函數應該包含政府的發展目標，其真正的目標函數應是航空公司自身利潤與社會總福利的研究國際航空運輸市場競爭時，對國有航空公司也采取了這種假設方法。
但也有觀點認為，國有航空公司無力承擔所有的社會福利，特別是私有航空公司的利潤目標，因而采用了不同的設定方法，在研究我國國有經濟的最優比重時，認為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還要考慮社會的就業責任，因而將其目標函數設為整體社會福利與就業數量的加權(在模型中使用總收益來表征就業數量)，認為運輸航空公司更多考慮的是社會公眾的利益，因而將貨代公司的目標設定為航空公司自身利潤與消費者剩余的加權。二是國有航空公司的成本效率問題，國有航空公司經常為經濟學家所詬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其運營缺乏效率，成本有效性要遠遠弱于私有航空公司，因而一些文獻會假設國有航空公司有較高的邊際成本或者有額外固定成本，從經驗文獻看，國際航空運輸業中的國有航空公司相對于私有航空公司也確實有較高的運營成本。
無論從航空公司目標還是成本效率來研究國有航空公司，模型的初始條件的設定將對研究的結論起到直接影響。這也正是本書在研究中需要著重考慮的。這部分在單一國際市場的前提下構建了一個混合寡占競爭模型，考慮了單一市場需求的可分性、國有航空公司與私有航空公司的目標差異。以此為基礎，研究市場競爭行為對社會福利的影響，進一步地，研究不同市場需求的國家的開放政策、開放時序、補貼或國家援助等政策工具對貨代的影響。
